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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跌跌不休

作者 |第一财经 潘寅茹

近半年来，日元在外汇市场上跌跌不休的表现使得其作为传统避险货币的光环正逐渐失色。

进入6月，日元依旧深陷贬值泥淖，在外汇市场表现创下1973年日本推行浮动汇率制以来的半世纪新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Robin Brooks）甚至将半年来日元的表现定性为“全球最弱货币”。

刚刚过去的一周中，美元兑日元持续震荡于160关键心理关口，在10日一度触及160.395五周高位。而此前，日本央行账户数据显示，在4月底，日本央行总计投入超5万亿规模的日元救市。但即便这场规模最大的单次干预，依旧对日元在外汇市场上的提振收效甚微。

从避险货币，到“全球最弱货币”，日元缘何在外汇市场上走出这一反差巨大的行情？

“救市”只是争取时间

近日，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高级日本经济学家山口範大（Norihiro Yamaguchi）在谈及日本政府与央行最近一次的“救市行动”时对第一财经表示，总体而言，政府的干预只不过是争取时间（buy time）的临时措施。他甚至提到，如果未来公布的信息显示5月政府与央行也存在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行为，也并不例外。

日本财务省与央行在4月30日至5月底期间，累计动用约‌11.73万亿日元救市，试图遏制日元兑美元的快速贬值。尽管干预后，日元单日升值1.8%，汇率从160.70的高点迅速拉回155-156区间，但效应消退极快，两周后汇率再度回落至159-160区间，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特征 。‌‌

“在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很难逆转市场趋势。”山口範大分析道，“虽然投机性日元空头头寸在干预后有所减少，但最近又迅速增加，导致日元贬值。”与此同时，他强调，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加上美日收益率差距不断扩大，导致日元疲软/美元走强，“最近，在我们看来，日本国内财政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加剧，助长了这种（日元疲软）趋势。”

6月初，日本参议院快速通过了总额高达3.113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450亿元）的补充预算案。这份旨在“应对中东局势长期化”的预算，实为高市早苗内阁为缓解日本国内通胀压力、补贴民生而推出的紧急经济对策，但由于全部依赖发行赤字国债的融资方式，以及可能加剧日元贬值的内在矛盾，引发了外界对于日本财政路径可持续性的深切忧虑。

与以往日元在外汇市场短期波动不同，山口範大特别强调了美国的影响，比如美国经济的复苏、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以及美日收益率差的扩大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日本政府的“救市”成效。

而日元大幅贬值已逐渐对日本经济造成多重负面影响。除了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带动国内物价上涨外，据央视新闻报道，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樋原伸彦分析称，受海外产能转移影响，日元贬值并未有效拉动出口增长，反而进一步推高了日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挤压了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当前进口端带来的经济压力相较以往更为突出。

何时触底反弹

根据日本央行官方公布，6月的金融政策决定安排在15日和16日两天举行。最终日本央行是否加息将在16日公布。今年以来，在之前的议息议会上日本央行都选择“按兵不动”，由此，6月会议被外界寄予厚望。

山口範大告诉第一财经，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此次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市场已经消化了这一预期。

目前，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已高达88%，预计日本央行调整后的利率水平将创下日本近31年来的最高纪录，这也是日本央行退出负利率政策后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关键一步。“市场更加关注日本央行将如何传达后续加息的步伐。”山口範大表示，“我们认为，日本央行不太可能提供未来加息时间和幅度的具体信息，以避免激怒政府方面，并给他们留有余地。”

与此同时，山口範大还表示，根据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在16日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预计日元可能再次承压。

至于日元在外汇市场的后续关键点位，山口範大向第一财经表示，日元汇率如果跌破1美元兑161日元的关口，可能仍是市场的心理关口，这是2024年7月时市场的高位，“与此同时，当前存在的投机性日元空头头寸意味着，一旦这些头寸被迅速平仓，日元也有可能出现大幅升值。”

2024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回顾及2025年展望

新华财经北京12月13日电中信银行分析称，2024年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特点，但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CFETS汇率指数全年以99为中枢波动。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最低点为9月26日的7.0106，最高点为12月3日的7.2970。具体来看，全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月—7月底）：这一阶段公布的美国经济表现超出了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甚至美联储官员的预期，市场上对于“不着陆”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定价的2024年降息幅度从1月底的5.5次缩减到4月的1次。在美国远端利率定价不断向上的过程中，外汇即期市场主要由套息交易主导，美元、英镑等高收益货币受到追捧，而日元、瑞郎等低收益货币遭到抛售。在此过程中，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年初的7.10上行至7.24附近，但仍有相对的韧性，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从97升至100上方。进入6月之后，季节性的港股分红购汇又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进一步压力，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7.24继续上升至7.28高点，而这一过程中，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也有所走弱，CFETS人民币指数从100.73的年内高点回落至97附近。

第二阶段（8月—9月）：这一阶段，外汇市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CPI低于预期，非农就业数据表现疲软，叠加日本财务省的外汇干预和日本央行的“意外”加息，美债收益率剧烈下行，之前外汇市场中火热的套息交易纷纷平仓，日元等之前跌幅很大的低收益率货币以极快的速度反弹。同样，人民币汇率市场中的投机性空头踩踏式止损平仓，企业的待结汇外币的结汇操作也显著增加，人民币汇率在此次外汇市场的剧烈调整中快速地从7.28升值到7.01附近。

第三阶段（10月至年底）：随着美国大选行情进入白热化，“特朗普交易”主导外汇市场，市场大幅定价特朗普2.0的关税风险，韩元、墨西哥比索等外向型经济体货币都出现了大幅贬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亦从7.01的年内低点重回了7.27的年内高点。尽管如此，人民币汇率仍然保持着相对韧性，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显著上行。

2024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中美经济基本面在年内此消彼长，推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半年我国整体公布的PMI等经济数据表现一度偏弱，股市情绪相对低迷拖累市场情绪，市场对我国货币政策存在较强的宽松预期，美元的高息地位也导致季节性结汇需求不及往年。在同一时间内，美国非农、通胀则表现强劲，美联储的态度也偏向鹰派，一再延后降息时点，人民币汇率被迫偏弱运行。进入8月份，美国制造业、通胀、就业数据纷纷出现回落，美联储相应开始进行50bp降息的讨论。相对应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国人民银行及时降息降准，经济增长预期明显改善，使得客盘结汇情绪高涨，市场情绪大幅修复，人民币汇率得以大幅反弹。可以看出，人民币的涨跌和国内外经济复苏的态势息息相关，尤其是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的此消彼长形成了人民币汇率运行的动力。

二是非美货币在不同市场时期的大幅波动，也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较大的影响。欧元方面，全年来看欧元区在和美国的经济形势比较中全面落于下风，尤其是在10月后欧元区的通胀低迷、各国PMI普遍低于预期，欧央行态度开始越发鸽派，特朗普当选后欧央行官员对关税的担忧溢于言表，欧元兑美元在近2个月内的下跌幅度趋近于6%。日元方面，2024年上半年，由于日元利率和美元利率的巨大利差，做多美元兑日元的套利交易成为上半年市场最火爆的交易主题，同时日本央行则迟迟不肯退出负利率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日元在上半年的贬值幅度几乎达到15%，而在7月至8月的套利交易平仓行情中，日元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升值了10%以上，日元全年的波动非常剧烈。相对于这些非美货币，人民币的涨跌相对平稳，但不可避免地在这些非美货币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出现起伏。

三是贯穿2024年全年的各类风险事件，风险事件的频出时常引发市场的避险情绪，提振避险美元，对人民币造成压力。全年市场都在围绕美国大选相关事件开展交易，从特朗普对拜登的全面压制，再到拜登退选，从特朗普遭到暗杀，再到特朗普和哈里斯民调的交替领先，以及最后特朗普胜选和组阁的争议。另外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朝韩局势升级等地缘风险也贯穿了2024全年，无论是对贸易局势还是各国政策导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经济复苏局面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市场的避险情绪明显升温。美国大选和地缘政治对美元带来明显提振时，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一定压力。

2025年人民币走势需要分阶段进行分析。从上半年来看，随着美国经济韧性的持续、美国降息节奏的趋缓以及我国国内政策的逐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可能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但进入下半年，随着国内经济的回转向好，人民币汇率有望显著反弹。

一是预计美国经济和政策的演变过程在不同时期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特朗普新政府最有可能在2025年二季度前正式增加关税，预计将在上半年对国内的经济增长造成阻碍，在短时间内可能继续令人民币汇率承压。就美国自身而言，更高的关税也会推升美国本土的通胀，短期内会阻碍美联储的降息进程，因此在关税出台前后，美元仍将相对强势。进入下半年后，随着关税对通胀短期的影响逐渐减弱，通胀继续下降的势头仍有望延续，反而海外对美国关税的反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拖累开始显现，对美国GDP的拖累可能达到0.2个百分点，并且难以被特朗普政府额外的减税措施所抵消。此外移民减少造成的劳动力缺失和消费支出降低开始利空美元，可能会令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从而导致美联储在下半年加快降息的速度。因此美国经济形势的演变预计在上半年支撑美元，在下半年打压美元，相应地在上半年会压制人民币汇率，而在下半年为人民币汇率提供动力。

二是我国经济转向和政策支持的效果仍需要时间沉淀，预计从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复苏和市场信心开始成为支撑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因素。2024年三季度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稳经济、稳预期、促增长的政策，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下调，体现了上层提振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后续随着政策红利的释放，国内经济复苏势头已经开始好转。特朗普上台后，国内经济预计将直面关税的一次性冲击，在引导经济向“内循环”“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也将面临经济增长暂缓的阶段。但在冲击过后，随着刺激政策的发力和市场信心的回暖，我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有望明显增加。出口方面，类比第一次贸易摩擦时期，尽管受到美国关税的冲击，但我国出口总额并未大幅放缓，主要是由于我国商品在全球极高的竞争力，以及出口商的出口目的地逐渐多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大幅提高，抵消对美国出口的下降。服务贸易方面，随着我国对30多个国家开放免签，我国的入境游对于海外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效缩减服务贸易逆差。内需方面，我国2024年的家庭消费出现放缓，但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推广、股市表现改善、住房成本的降低、家庭融资成本的改善，我国内需消费有望在2025年下半年对经济形成有效拉动。劳动力市场方面，政策制定部门与市场的沟通中更加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性，明确将提高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地方隐形债务逐渐化解后，预计地方政府也会加大对企业和工作人员的支持。投资方面，自9月下达相关政策以来，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将在2025年下半年逐渐增长到4.5%，基础设施投资将逐渐增长到3.8%。通胀方面，以旧换新计划预计将缓解下游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通缩压力，而当前的刺激措施也更侧重于消费端，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推高CPI。综上所述，关税冲击前后，市场信心预计难以恢复，人民币承压，但在冲击过后，下半年随着政策深化和经济复苏效果的显现，人民币预计将显著反弹。

三是国际政治局势逐渐趋于稳定，市场的确定性逐步提高。在拜登任期中，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搅乱了俄乌、中东等地的局势，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在特朗普上台前，局势的变化令对抗的激烈形式达到了顶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逐步走向收缩的战略方针，更专注其自身的利益而非全球性的战略制衡，特朗普还承诺要在短时间内促使俄乌和中东停火。另外全球政坛的选举事件基本尘埃落定，各国的发展路径相对容易推断，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发生概率预计将大大降低。在这种背景下，市场避险情绪有望减弱，交易主线聚焦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人民币汇率受到避险情绪打压的次数将降低。

四是跨境资本流动逐渐趋于流入境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2024年上半年，受到国内复苏进程缓慢的影响，国内股市表现疲软，中美利差持续走阔，外资整体呈现流出态势，企业持汇观望情绪浓厚。未来随着国内经济复苏势头企稳、多项刺激政策的持续发力，短期跨境资金将再度流入。此外，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人民币资产相对估值较低，也有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将具有较稳定的投资回报，部分国家将进一步增加人民币资产储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将进一步提升。

综合来看，预期2025年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上半年，受到美国增加关税、美国本土通胀韧性、我国经济复苏处在平台期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或将延续10月份以来相对疲软的局面；但到了下半年，关税和缩减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副作用预计将显现、我国经济在政策支持下度过关税冲击后也将加速复苏、国际局势趋于稳定后跨境资金流入增多，人民币汇率将由弱转强。

另外，中信银行收集了可能影响人民币汇率的200多个因子，编制了人民币晴雨指数。指数的评分范围为1~100，若评分为50分，说明汇率处于2016年汇改以来相对均衡的位置，低于50分说明汇率水平偏弱，高于50分说明偏强。截至2024年12月3日，人民币汇率在7.27附近，对应的晴雨指数得分是40.82，处于2016年汇改以来偏弱的水平。

图1 过去10年中信银行晴雨指数得分与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关系

超3.3万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创十年来新高

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3579亿美元，较11月末上升115亿美元，创下2015年12月以来新高。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2025年12月，美联储开启年内第三次降息，美元随之贬值。不过，通胀反弹预期导致期限溢价上行，叠加美国经济数据超预期，10年期美债不升反降，全球资产价格涨跌互现。受资产价格变化与汇率波动综合影响，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3579亿美元，较上月末上升115亿美元，升幅为0.34%。

截至2025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五个月处于3.3万亿美元之上。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这主要反映了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下，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带来的正估值效应。

回顾2025年全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中有增态势。温彬表示，2025年我国出口量质齐升，对国际收支的基础支撑作用更为凸显。国际机构对我国经济前景和人民币资产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境外证券资本流入规模保持在较高水平。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2015年国际收支状况答记者问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5年四季度及全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国际收支状况等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

答：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出现新变化，从长期以来的基本“双顺差”转为“一顺一逆”，即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逆差。

一是经常账户顺差增长至近三千亿美元。2015年，经常账户顺差293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3%。经常账户顺差与当期GDP之比为2.7%，上年该比例为2.1%。

货物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2015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57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3%。其中，货物贸易收入21450亿美元，下降4%；支出15669亿美元，下降13%。

服务贸易继续呈现逆差。2015年，服务贸易逆差209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9%。服务贸易收入2304亿美元，下降1%；支出4397亿美元，增长15%。其中，旅行项目是服务贸易中逆差最大的项目，2015年逆差195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1%，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境外留学、旅游、购物等支出需求旺盛。

初次收入逆差有所扩大。2015年，初次收入（原称收益）逆差59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4%。收入2301亿美元，增长8%；支出2893亿美元，增长17%。主要是由于来华直接投资存量较大，投资收益支出增幅高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收入增幅。

二次收入逆差缩小。2015年，二次收入（原称经常转移）逆差163亿美元，较上年下降46%。收入379亿美元，下降8%；支出542亿美元，下降24%。

二是金融账户呈现逆差。2015年，我国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5044亿美元（包含第四季度的净误差与遗漏，实际数据预计会小于该数据）。

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入有所下降。2015年，直接投资净流入77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3%。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67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8%，说明因“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境内企业看好境外投资前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来华直接投资仍呈现净流入2442亿美元，虽较上年下降16%，但总的来看，境外投资者仍看好我国的长期投资前景，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仍然较大。

三是外汇储备下降。201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3万亿美元，较上年末减少5127亿美元，下降13%。其中，因国际收支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下降3423亿美元，因汇率、资产价格变动等非交易因素形成的外汇储备账面价值下降1703亿美元。

问：2015年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长，而资本却呈现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资本流出是否会给我国国际收支带来风险？

答：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说起。按照最新的国际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表分为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如果不考虑误差与遗漏，那么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必然相等，而符号相反。也就是说，只要经常项目是顺差，那么资本和金融账户必然是逆差，经常账户顺差越大，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也越大。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记录原则，对外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记录为资本流出，也就是说，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表示我国对外净资产增加。以往年份，经常项目大幅顺差，我国是通过储备资产增加也就是储备资产对外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出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2015年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往储备资产大幅增加形成的资本流出转变为由其他民间部门的对外净资产大幅增加而形成的资本流出。

2015年出现的资本流出主要是境内银行和企业等主动增持对外资产，并偿还以往的对外融资，与通常所说的外资撤离有着本质区别。2015年，国际收支交易引起的储备资产下降3429亿美元，在平衡表中体现为资本流入，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为资本净流出5044亿美元。也就是说，一方面储备资产在下降，另一方面，民间部门的对外净资产在增加。前三季度（尚未有第四季度数据），我国对外资产共增加2727亿美元，其中“走出去”等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150亿美元，港股通和QDII等形式的对外股票和债券投资增加573亿美元，在国外存款和对外贷款等其他投资增加969亿美元。对外负债共下降321亿美元，其中，来华直接投资仍流入1841亿美元，而负债下降主要体现在非居民存款下降以及偿还以往年度的贸易融资等。

总的来看，我国目前的资本流出是对外资产由储备资产向民间部门转移的过程，我国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决定了我国涉外经济的稳定性，也有能力抵御大的冲击。首先，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对外净资产较大。2015年9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6.28万亿美元，对外负债4.74万亿美元，净资产1.54万亿美元，净资产稳居世界第二位。只要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就必然会形成对外净资产增加形式的资本流出，只不过净资产以储备形式存在还是由民间部门持有会有所不同。其次，央行持有大额外汇储备，有利于国家集中资源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资本流动冲击。2015年末，我国储备资产3.3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1.2万亿美元）的近三倍，是排名第三的沙特（6000多亿美元）的约五倍。第三，与其他国家对外负债主要是外资的短期股票和债券投资不同，我国对外负债以来华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具有长期经营、稳定性强的特点。2015年9月末，我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2.85万亿美元，占总负债的60%。这些投资已融入实体经济中，撤资需要将所持有的土地、厂房、机器等变现，需要逐步的过程，即便要汇出以往积累的未分配利润，也需要足够的现金流支持。第四，当前民间部门对外净资产的增加，绝大部分是生产性的，例如对外直接投资，是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积极结果。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民间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和金融资源将是一个趋势。最后，资本不可能长期大规模流入，有进有出也是客观经济规律。2000年以来到2013年，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中国资本净流入尤其突出，累计达到1.35万亿美元，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资本有序正常流出也是难免的。对于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外汇储备下降的国际收支形势变化，需要客观看待。

问：请预测2016年中国国际收支情况。

答：总的来看，预计2016年我国国际收支将继续呈现“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逆差”的格局，国际收支状况将基本平稳，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体可控。

经常账户将保持一定规模顺差。一方面，货物贸易维持顺差。从出口看，全球经济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有助于稳定中国的外需。IMF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3.4%，较2015年增速提升0.3个百分点；同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等战略规划的逐步落实，双边和多边战略合作的不断加强，出口也会迎来新的机遇。从进口看，由于美元总体走强和实际需求不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还会在低位震荡，使得2016年进口价格较难反弹；同时，中国国内的需求还会保持相对稳定，进口变化可能不大，进口规模仍会低于出口。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等项目将继续呈现逆差。其中，旅行项目仍是最主要的逆差来源，我国居民境外旅游、留学等消费需求仍会较高。预计经常账户将在货物贸易主导下持续顺差。

资本和金融账户预计持续逆差，不同项目的跨境资本流动将呈现有进有出的局面。首先，境外长期资本仍会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外资将继续流入。2015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2442亿美元，预计2016年将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净流入。其次，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新兴市场运行风险等因素确实会继续加大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境内市场主体配置境外资产的需求以及境外债务去杠杆化的倾向还会存在。如果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步伐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能够逐步释放，中国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出仍会总体有序、可控。

总体而言，预计我国2016年国际收支状况将基本平稳，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体可控。中国国际收支平稳、健康运行的一些根本性支撑因素依然较多。例如中国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在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居前列，而且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正在加快；同时，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局面没有改变，外汇储备依然充裕，短期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余额之比远低于100%的国际安全边线，因此正常的国际收支支付完全有保障，抵御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较强。